卢梭的钟表情缘与政治机制
悠长的家族制表传统
加尔文禁止制作"耶稣受难像、圣餐杯以及其他服务教皇和宗教崇拜的器具"，该禁令迫使金匠寻求新的就业机会，也对日内瓦制表业产生了直接影响。对于卢梭来说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然而，出生于制表家庭，终日与时间计量仪器为伴，必然对他思维方式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卢梭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及钟表，但一些感知足够敏锐的作家已经通过大胆对比得出结论。
配备阴历的怀表，Jean (II) Rousseau作，约1660年，机芯上印刻"Jean Rousseau A Geneve"字样1712年，卢梭出生于日内瓦（当时为新教共和国），他的父亲Isaac Rousseau (1672-1747)、祖父David Rousseau (1641-1738)和曾祖父Jean Rousseau (1606-1684)都是钟表匠。母亲Suzanne Bernard(1673-1712)也是钟表匠的女儿，却在卢梭出生仅九天后，因难产和外伤而去世。
Isaac Rousseau曾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服务，在君士坦丁堡托普卡帕宫担任宫廷制表匠，六年后回到日内瓦。考虑到祷告时间的重要性，宫廷制表匠是一个非常显贵的职位。不出意外，子承父业，卢梭本来应当是家族事业的第四代传人。卢梭的童年在父亲的工坊中度过，然而无忧无虑的时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，10岁时，他的父亲卷入一场法律纠纷，不得不搬迁至伯尔尼，从此父子几乎再难相见。
十八世纪日内瓦制表工坊，Christophe François von Ziegler作，1886年繁忙的城市制表工坊
十八世纪，钟表匠、珠宝匠和金匠云集日内瓦。各类工坊沿罗纳河右岸坐落伸展，令日内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表业中心之一。对于居住在此的阁楼工匠来说，这座湖滨城市俨然一个巨大的工坊。阁楼工匠称得上是工匠中的贵族，地位居于市内其他工匠之上。至法国大革命前夕，在一个世纪里，日内瓦钟表年产量从5,000枚跃升至40,000枚金表和45,000枚银表。
"日内瓦最繁华的制造业是钟表生产，该行业雇佣人数达5,000人，超过城市总人口五分之一。"狄德罗（Diderot）和达朗伯（d'Alembert）在1757年编纂的《百科全书》中写到。书中还记有关于时间测量技术的条目，尽皆源自Jean Romilly (1714-1796)。Jean Romilly对制表发展贡献良多，1754年，他还向科学院递交了一篇关于擒纵装置的论文。Jean Romilly和卢梭是密友，两人一生中都保持着书信联系。
日内瓦Saint-Jean景观，Robert Gardelle作，1719年或1726年卢梭卖掉了自己的表
少年的卢梭读着普鲁塔克、奥维德和莫里哀等古代和近代作家的著作，在一个繁荣的城市长大。晚年的卢梭在《忏悔录》中写道，在1751年放弃了"带花边的服饰和白色的长袜"，戴起了假发，搁置了利剑，卖掉了表。那么，又怎样解释卢梭沉浸在"钟表文化"中呢？
在研究专家Frédéric Lefebvre看来，这与卢梭的哲学思想并不矛盾。"卢梭对钟表功能不感兴趣，但他很欣赏运作原理，对卢梭来说，规律性是智慧、幸福和克己的映像，"Frédéric Lefebvre在巴黎工艺美术馆评论杂志La Revue上写道，"我们找到一个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比喻，即把宇宙、社会和人比作钟表，因为它们都是由相互依存的元素组成的。钟表不仅是一种技术进步，更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之一，它属于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契约史。"
卢梭在埃默农维尔，1778年6月卢梭的开创性理论，Frédéric Lefebvre表示，实际上是两项历史性里程碑综合的产物：日内瓦（卢梭出生地）共和国体系和配有摆轮游丝（十七世纪末发明）的钟表。人民主权意志是调速装置；政府是齿轮系；国家是发条盒。Frédéric Lefebvre写道，"恰如钟表中的擒纵装置既可'制动'又可'调校'，正是公众意志与政府'参与'和'冲突'的综合效应，令'政治机器持续运行'。剩下的就看'立法者'，也即是制定钟表制造计划的工匠大师的工作了。"至于历史仍难免兴衰变迁，沧桑沉浮，皆是"摩擦"作用的结果，这一点即便在钟表机制中也尚未完全克服。（图/文 许朝阳）
2022-06-05 15:53:03
